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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孝经》说到“孝治天下”

(2018-06-25 0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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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

荀子

子道

孝敬

孝顺

        鲁迅曾经说过,“我也是从‘读经’过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在这“十三经”中,有《论语》,也有《孝经》。
        关于《孝经》的作者,可谓众说纷纭。有说孔子作的,如班固:“《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汉书•艺文志》)有说曾子作的,如司马迁:“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说孔子门人作的,如司马光:“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古文孝经指解序》);等等。后人也有诸多见解。例如。顾炎武认为,《孝经》在春秋晚期形成之后可能又经增删、润色。范文澜则说:“孔子述而不作,经有明文,况此篇首云‘仲尼居,曾子侍’,自命其书曰‘经’,称曾子为‘子’,其非孔子、曾子所作明矣。大抵如百三十一篇之记,出七十子后学之手也。”又自注:“《吕氏春秋》之《孝行》、《察微》诸篇并引《孝经》,可知是先秦之书。”(《范文澜全集》第一册)此外,也有说成书于秦汉之际的。
         没有将《论语》所述之“孝”与《孝经》一一比对,我只是觉得,至少关于“孝顺”与“孝敬”,《孝经》所述,与《论语》中孔子或孔门弟子所述有些区别。
        父母如果有过错,当儿子的怎么办呢?按照孔子的看法,你可以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如果父母听不进去,你还得恭敬不违。等到他(她)高兴的时候再谏,如果父母还是听不进去,甚至因此发怒,你也不敢疾怨。(《论语•里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有经学家称此为“起敬起孝”,我以为这基本上属于“孝顺”的范畴,父母有过错,儿子可以进言,听不听却是由着父母的,父母听不进去,儿子还得顺从。在这一点上,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其基本精神一致。
        《孝经》却相当强调一个“争”(即“诤”)字,明确属于“孝敬”而非“孝顺”了。《孝经》之《谏争章第十五》有言:

        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荀子•子道篇第二十九》中也有类似的话,只是在《荀子》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鲁哀公,而不是曾子。“天子有争臣七人”,“诸侯有争臣五人”,“大夫有争臣三人”,也分别是“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然而,《荀子》一书并未说这一番话出自《孝经》。据此,就有理由怀疑《孝经》成书于《荀子》之后,至少,在《荀子》之前无此内容,是由后人根据《荀子》一书,改头换面地补充进去的。
        荀子还将上述主张,以“传曰”归结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并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入孝出弟”,乃是孔子提出来的,原文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篇),但在荀子眼里,此乃“小行”而已。这意思与出现在《论语》中的孔子不同,也与出现在《论语》中的曾子有别。
        《孝经》将一个“孝”字按人之等级分为五等,即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其中对于卿大夫之孝的要求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这意思,倒与孔夫子的四个“非礼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十分吻合。
        鲁迅对《孝经》中的这一条,曾有过辛辣的讽刺。
        在上个世纪的“五四”之后,曾有过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以至于办刊物的,也有从“四书五经”中取之为刊名的,有名曰《大学》的,有名曰《中庸》的,林语堂则以《论语》为名办刊。对此,鲁迅相当不以为然。在《论语》创刊一年之际,应林语堂之约,他写了《论语一年》这篇短文,明确表示“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然而,鲁迅又肯定《论语》策划的“《萧的专号》是好的”,因为“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记得起来”。
        鲁迅如是说:

        最猛烈的鞭挞了那主人们的是萧伯纳,而我们中国的有些绅士淑女们可又憎恶他了,这真是伯纳“以无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办起《孝经》来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学》都已新出,《孝经》是一定就要出来的;不过另外还要有《左传》。在这样的年头,《论语》那里会办得好;二十五本,已经要算是“不亦乐乎”的了。

        鲁迅所谓的“士大夫之孝”,也就是《孝经》中的“卿大夫之孝”,那些绅士淑女们憎恶的萧伯纳,大概就是有违于“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的“卿大夫之孝”了。
        鲁迅对于儒家孝道的直接批判,还有一条,就是“以孝治天下”。
        在《论语》中是找不到“以孝治天下”的。孔子要的是“以礼治天下”,只是他说的“以礼治天下”中,业已包含了“以忠诏天下”与“以孝治天下”。《论语》给人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总是将包括父子关系在内的家族或宗族关系,扩展到以君臣关系为主的政治伦理关系上。
        例如: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出来从政(“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他引用《尚书》来说明自己的观念:懂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并以这种风气影响政坛,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只有做官才算是参与了政治呢?
        孔门弟子自然也深谙其道。所以有子(有若)才会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此,“孝”已上升为“仁”即防止“犯上作乱”之根本了。
        孔子的“孝道”,包含在他的为政之道中;孔子的“孝治”,也包含在他的“礼治”之中。像处理家事一样地处理政事,像治家一样的治国,这既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有关,也维护了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将国当做自己的家一样来治,或许会比较负责比较敬业,这是其积极的一面。其负面效应却也十分明显,突出的一条,就是为历代帝王搞“家天下”与“一言堂”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在《孝经》中,就专门有《孝治》一章,明确提出“以孝治天下”了,且以孔子的名义:但实际上,那里面说的并不是儿子如何“孝”于父亲,而是“先王”治天下之道,君主治国之道,以及大夫治家之道: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这意思或可与《大学》中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吻合。
        自汉代起直至清代,中国确有不少“以孝治天下”的具体措施,使“孝”得出了名的可以被推举为官,于是也就有人专为达到做官的目的而“孝”,如《宋史•选举志》所述:“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但这其实不是“孝”,只是诱人沽名钓誉罢了。
        对此,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曾有辛辣的嘲讽:

        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也批判过“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但这与孔子并无多大关系,与《孝经》中的“以孝治天下”也没有多大关系。鲁迅在那篇著名的讲演中,着重说了被权势者以不“孝”的罪名杀掉的两个典型实例。
         一是曹操杀孔融,其真实原因,是因为孔融“屡屡反对自己”,用的罪名却是“不孝”。
因为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假使天下饥荒,而你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便以此为“不忠不孝”的根据,把孔融杀了。其实,曹操并非把一个“孝”字看得很重的人,他在征求人才时就说过,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的。他杀孔融,“不孝”只是一个借口。
        二是司马氏杀嵇康。鲁迅说的是司马懿,其实与史实有点出入,杀嵇康的已是司马昭了。司马氏杀嵇康的真实原因,乃是嵇康的言论,“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但杀嵇康的罪名,依然是“不孝”,这是由嵇康的朋友吕安牵连的,因为吕安的兄长吕巽诬陷吕安“不孝”,而嵇康为吕安申辩,也就一起跟着“不孝”了,所以鲁迅说,司马氏之杀嵇康,其“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不孝”同样只是一个借口。
        曹操以“不孝”为罪名杀孔融,司马氏以“不孝”为罪名杀嵇康,他们自己又何尝是孝子呢?鲁迅在这篇讲演中,不仅指出其然,也对其所以然作了深刻的论述: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这批判的锋芒所及,已经不是孔子以及儒家的孝道,而是以“孝”为幌子,实行专制统治的权势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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