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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君子小人”说

(2020-01-16 07: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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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荀子

论语

朱熹

鲁迅

    孔子论“小人”与“君子”,也有与他论“上智”与“下愚”相类似的情形。这个话题,孔子说得很多,有时以地位而论君子与小人,有时又以德行而论君子与小人。且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不同的含意。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是就身份地位而言小人的,似与德行无关。按《论语集注》的解释,“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说他们像“女子”(富贵人家之“妾”)一样“难养”,因为与他们太接近了,他们就会没大没小;与他们太疏远了,他们又会怨恨于你,所以应当“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也是以身份地位而言“君子”与“小人”的。尽管在这两句话之前,还有一句叫做“君子义以为上”,尽管孔子对臣子的“为乱”与草民的“为盗”深恶痛极,然而,君子即使“无义”却依然是君子,“小人”纵然“有义”也还是“小人”,也无关乎“德行”。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朱熹《论语集注》称:“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恶之异。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小人不愿成人之美,因为有妒忌之心,小人喜欢成人之恶,以致幸灾乐祸,这是就道德品行而言小人的,似与身份无关。孔子在这个层面上说小人,往往与君子相对。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此等等。君子与小人之分野,核心都在“君子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所以,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舍生取义、表里如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如此等等,至今仍被称为君子之风;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得志便猖狂之人,拍马溜须、两面三刀、看风而使舵之人,则历来都被称为“小人”。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话也是孔子说的。仁与不仁原是关系到礼乐存废之大事。仁者有德,那么,不仁就是缺德,不仁之人就是小人,从此言看却是未必。《论语》集注说:“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间,心不正焉,则未免为不仁也。”富贵为君子的不仁,只在一念之差,不仁了也依然是君子;贫贱为小人的却永远都是不道德的。这样一来,就将身份与德行合二为一了。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结党营私,勾心斗角,还是拍马溜须、两面三刀,权势人物哪一样不比“仆隶下人”玩得熟稔?!
    人之“性”,在孔子之后,曾有孟子“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
    孟子的“性善”说,具体体现于他所说的“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说,人之有此“四端”,就像人有“四体”一样,无此“四端”中之任何一端,便不能称之为人。(参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仁、义、礼、智”四者之“端”,孟子视它们为做人的底线。
    荀子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说的,《荀子》中的《性恶》篇就专门批判孟子的“性善”说。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作‘人为’解)也。”又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由此可以归纳出荀子所说的“性恶”之三个方面:即好利、好妒(疾恶)、好色(声色),按照荀子的意思,倘若以为人“性善”而“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则“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参见《荀子·性恶》)在我看来,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大可互补。人性之中,有“性善”的胚芽,也有“性恶”的基因。
    孔子没有说过人之“性善”或“性恶”,但从他对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说之中,隐略可见这个思路。只是他将“性善”归于君子,这“君子”往往居于上层,又将“性恶”归于小人,这“小人”往往处于下层。孔子之所以这样认定,之所以在论“君子”与“小人”之时将身份与德行合而为一,或许与他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有关。因为他认为,处于上层公卿大夫知书达礼,而处于下层的山野草民,则难得学习礼义。孔子是相当重视礼义的学习的,包括他自己,“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之所以说在“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与“后进于礼乐”的“君子”之间,“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恐怕也是因为在“野人”之中能“习”礼乐的相当难得。当然,就像他论“上智”与“下愚”的关系一样,这也只是“个体”身份的变易,并不具有普遍性。
    在孔子的“君子小人”说中,重视礼义与教化,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权位与权力。假如权势者没有受到任何的制约,那么,它能将人性之恶,包括人的好利、好妒、好色之心,成百成千成万倍地扩展,以至突破做人的底线,将人性之善的胚芽,例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统统抛到九霄云外。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的礼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反而成为他们的遮羞布,成为他们骗人的把戏。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往往就是这样出现的。
    与此相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虽然不懂得那么多仁义道德的说辞,虽然心中也免不了会有好利、好妒、好色的根芽,却也保留着人之为人的最朴素最起码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但孔夫子很难得看到山野草民在道德上的这种优越,而对他们怀有极大的偏见。“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这就是他对古今之民所做的比较,狂由“肆”而为“荡”,矜由“廉”而为“戾”,愚由“直”而为“诈”,民之“三疾”,统统都已变本加利。“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在孔夫子看来,礼义教化,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而言,只是使他们更容易被上等人役使而已。
    所以,他会不由自主地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与小人联系在一起。而且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最终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愚民策之理论依据的观念。
    纵上所述可见,孔子的“君子小人”观,与他的“上智下愚”说异曲同工,大可合二为一。鲁迅经常拿“正人君子”开涮,或许也包含着他对孔子的“君子小人”说的某种程度的不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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