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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闲别墅”的夜宴之后

(2020-09-17 0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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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夏丏尊

叶圣陶

郑振铎

开明书店

  鲁迅与夏丏尊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共事一年,1910年8月鲁迅离开该校。他再次与夏丏尊交往,当始于1926年8月。那一次,鲁迅因林语堂推荐,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途经上海时曾稍作停留。1926年8月30日《鲁迅日记》记载:

   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与三弟至中洋茶楼饮茗,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来寓谈。雨。

   对于分别17年之后的这次会见,夏丏尊印象很深。他觉得鲁迅的“丰采”与年轻时差不多。他尤其觉得鲁迅依旧不讲究衣着,依旧穿着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的那一件“当年叫洋官纱”的长衫。他在《鲁迅翁杂忆》一文中这样写道:

    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参加这次夜宴的,包括这样三个层次:一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以及日后“白马湖”春晖中学的同事(后被人称为“白马湖学派”);二是文学研究会及立达学园的同仁;三是开明书店的有关人士。由此可以推测,这次夜宴,既是接风和叙旧,又有其实质性的内容。例如,在这一个月中刚刚成立的开明书店,与原先的“未名社”以及鲁迅,就都有业务上的关系。在这些人中,夏丏尊是一身三任的。他于1921年秋加入是年年初新成立之文学研究会,后到家乡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5年到上海后,又先后参与了立达学园、立达学会以及开明书店的工作。那天夜宴后,夏丏尊又冒雨和刘大白、陈望道、章雪村(琛)一起到鲁迅寓所夜谈。他的参加夜宴,就不能仅仅看作是一般的作陪。
    为了说清鲁迅与夏丏尊在此后的交往,不妨先对立达学园、立达学会、开明书店以及《中学生》杂志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立达学园是1925年创立的艺术学校,创办人都是原先在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的具有新思想的文化人,例如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等,取名“立达”,系取义《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示办学宗旨;取名“学园”,取园丁培植桃李之意。先后来学园授课的文化人有:茅盾、叶圣陶、郑振铎、陈望道、胡愈之、刘大白、朱自清、夏衍、周予同、陶元庆、刘薰宇等。学园实行“教导合一制”,提倡对学生实行“说服主义”而不是灌输压服,不设校长,也不设主任,只设有校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因而学校民主空气、师生情谊颇浓。夏丏尊在此任国文教员兼教文艺思潮, 并担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立达学会则是在立达学园基础上,由夏丏尊与朱自清发起成立的一个学术团体,学会创办的《一般》月刊的编务由夏丏尊主持。
   开明书店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合资创办,1926年8月22日在上海开业。章锡琛任经理,夏丏尊、叶圣陶等主持编务。章锡琛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此书店前身为章锡琛主编的《新女性》杂志。所出书籍以中学教科书和课外辅导读物为主,另出有许多文艺和文史书籍以及丛书。书店宗旨在于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新式思想和生活潮流,扶植新生作家,出书严谨而不媚俗,从编撰、审读、校对、印刷,到书籍装帧,均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在出版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出书的同时,也编辑出版《新女性》、《开明少年》、《地理知识》、《国文月刊》、《英文月报》等定期刊物,由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则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份期刊。
   1926年8月30日参加“消闲别墅”夜宴的人们,或许谁也未曾想到,一年之后,鲁迅会来到上海定居;更未曾想到,鲁迅在上海定居之后,会与包括夏丏尊在内的这些人和与这些人有关的立达学会,立达学园,开明书店以及后来的《中学生》杂志社等发生较为经常的关系,尽管这本来或许也是鲁迅会来上海定居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
   从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就可以看到,在那次夜宴之后,由夏丏尊主编的立达学会的会刊《一般》就创刊并寄给鲁迅。鲁迅也曾阅读过这份杂志的刊载的文章。他在两篇杂文中说到《一般》刊载的又与他有关的文章。一篇是《写在〈坟〉后面》,文章说:

   新近看到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 

   此处说的“期刊”就是《一般》,说的文章的作者则是朱光潜。另一篇题为《略谈香港》,鲁迅说:

   从予先生在《一般》杂志(目录上说是独逸)上批评我的小说道:“作者的笔锋……并且颇多诙谐的意味,所以有许多小说,人家看了,只觉得发松可笑。换言之,即因为此故,至少是使读者减却了不少对人生的认识。”悲夫,这“只觉得”也!但我也确有这种的毛病,什么事都不能正正经经。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发到底。只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为整年的发感慨,倘是假的,岂非无聊?倘真,则我早已感愤而死了,那里还有议论。我想,活着而想称“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此处说的“从予”,就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樊仲云,其评论鲁迅小说的文章,于1926年11月发表在《一般》杂志第3号。
   也在那次夜宴之后,夏丏尊在湖南第一师范和春晖中学任教时编的讲义,经立达学园同仁刘薰宇补充修订,以《文章作法》为书名,由开明书店出版。鲁迅到厦门后,就注意到了有关这本书的出版信息,他在1926年12月12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你常往上海带书,可否替我买本《文章作法》,开明书店出版,价七角,能再买一本《与谢野晶子论文集》则更佳。”因为书籍寄得太慢,鲁迅还要即将与他会面的许广平随身将书带去。
   1927年10月3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此后,鲁迅和夏丏尊的交往,也大致就与立达学会、立达学园、开明书店以及《中学生》杂志有关。
   《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10月5日,夏丏尊与章锡箴(琛)、赵景深、张梓生一起前来拜访鲁迅,那天下午鲁迅去周建人那边了,晚上他又被李小峰请去,夏丏尊等人拜访未遇;10月12日,鲁迅回访章锡琛时,遇到赵景深与夏丏尊;10月28 日,鲁迅到立达学园讲演,讲的是《伟人与化石》(讲稿佚);10月30日,鲁迅收到夏丏尊的来信,因为此信未曾保存,内容未知其详;11月6 日,夏丏尊邀请鲁迅至华兴楼所设暨南大学同级会讲演并午餐。当时,暨南大学刚刚改组,中文系只有一年级的学生,夏丏尊也刚刚兼任该校中文系主任,所以由夏丏尊出面以“同级会”的名义邀请。这次讲演,鲁迅讲的是文学创作与读书方面的问题,讲稿佚。在这一两个月中,除了立达学园和暨南大学,鲁迅还曾到复旦大学、劳动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讲演。到复旦大学讲演,系应陈望道之邀,讲的是关于革命文学的问题;到劳动大学讲演,系应易培基之邀,讲的是关于知识阶级;大厦大学是厦门大学300余名学生不满当局压迫,于1924年退出厦大到上海重组的;光华大学是原圣约翰大学的在五卅惨案后抗议列强屠杀国人遭美籍校长的压制全体离校另立的。在此格局中,可窥见鲁迅与夏丏尊关系之深浅。
   鲁迅与夏丏尊在1927年还有一次合作,就是《芥川龙之介集》之出版,这是一本由鲁迅、方光焘、夏丏尊等中国作家合作翻译的集子。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杰出的作家,被文学界称为“鬼才”。早在1923年,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就经鲁迅翻译介绍到中国,他的《罗生门》和《鼻子》都是鲁迅最早翻译的,曾收入周作人选编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芥川龙之介集》之中,《罗生门》、《鼻子》采用的是鲁迅的译作,夏丏尊译的是《中国游记》(包括《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以中国内容为题材的短篇,方光焘译的是《袈裟与盛远》。此集由开明书店出版,方光焘(时任暨南大学讲师)又是夏丏尊在暨南大学的同事,显而易见,其策划、选编以至编辑,都出于夏丏尊之手。
   鲁迅到上海定居之时,正值“4·12”事变之后,国民党右派加紧“清党”,屠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夏丏尊在浙江第一师范(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的学生叶天底、宣中华在这段时间中相继遇害。为此,这年12月(即《芥川龙之介集》出版之后),夏丏尊辞去一切教职,愤然回乡从事著译,并在白马湖畔的“平屋”中挂起“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的对联以示抗议。当然,在白马湖畔的两年中,夏丏尊并没有闲着,他的论著《文艺论ABC》一书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列为ABC丛书之一;他的译著《近代的恋爱观》(日厨川白村著)一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列为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之一;此外,他还写了《知识阶级的命运》、,《对了米莱的晚钟》等杂论,并为朱光潜著《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作序,为叶绍钧著长篇小说《倪焕之》作序。在1928年5月15日的《鲁迅日记》记有“午后夏丏尊来”,这是夏丏尊在1927年后到1930年间,唯一见之于《鲁迅日记》的记载。
   1930年1月,由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杂志在上海创刊,由夏丏尊、叶圣陶等人主编,办刊宗旨为“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 夏丏尊、叶圣陶等人都是语文教育大家,但他们并未把《中学生》局限于语文,他们认为,“中等学校教育的课程,只是一种施行教育的材料,是借了这些材料去收得发展身心能力的”;教师也不应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教材设计的“工匠”,而是基于教材能够自主选择课程资源的设计师,因此设置了“世界情报”、“科学拾零”、“美学讲话”、“文章修改”、“文艺竞赛”、“问题讨论”等栏目,话题广泛,内容广涉文史、科普、时政、创作等,又都与“成长”密切相关,每期200页近20万字,每年出版10期,可谓是当时的《素质教育博览》。
   《中学生》杂志经常约请一些作家与学者写文章,其中包括朱自清、朱光潜、周作人、俞平伯、林语堂、郑振铎、郁达夫、周予同等人。鲁迅当然也是夏丏尊与叶圣陶“约请”的重要对象,他也时而翻阅这份杂志。例如,1931年的《中学生》新年号内,有郑振铎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到《唐三藏取经诗话》:“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鲁迅是很仔细地看过这篇文章的,这才会注意到其中所谓的“有人”,指的恰恰就是他,而郑振铎“加以怀疑”的观点,则在他的《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一文中,而他对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依然维持原来的看法,于是就写了《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一文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编辑先生”,在陈述了他的理由之后说:

   《两浙古本考》虽然并非僻书,但中学生诸君也并非专治文学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猎。所以录寄贵刊,希为刊载,一以略助多闻,二以见单文孤证,是难以“必定”一种史实而常有“什么疑义”的。 

   这篇书信式的文章于1931年2月发表在《中学生》杂志第十二号上。
   鲁迅不但注意到《中学生》杂志的一些文章,而且也注意到它的有关栏目。1933年2月3日,他在《“不通”两种》这篇杂文中说:
    
   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 

   这里说的“国文教员式的人”,首先就是夏丏尊与叶圣陶。当然,这篇文章要说的其实不在这一点,他要说的是,有作者“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这段话所说的关于文章“通”与“不通”的意思,鲁迅在别的文章中也曾说过,而且也与夏丏尊有关。例如,他曾在做《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一文中说: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 

   语言文字是文学作品的载体,但语言文字与文学创作并不是一码事,互相间有联系又有区别。落实到具体的人,有人专事文学创作,也有人专攻语言文字,于是也就各有所长。即使同是作家兼语言学家,也会因侧重点不同而有所区别。夏丏尊和叶圣陶既是作家,也是语文教育家。鲁迅作品思想之深刻形象之鲜明,为夏丏尊、叶圣陶所难以企及,但夏丏尊、叶圣陶的语言文字恐怕比鲁迅更为讲究。从鲁迅的著作中,或许可以找到某些不很规范句子,在夏丏尊和叶圣陶的著作中,却是很难找到的,故姜丹书在《夏丏尊先生传略》中曾这样评说夏丏尊的文章:“先生之于文学,最注重研析字义及词类性质、作文法则等,义理务合逻辑,修辞不尚浮华,其为语体文也,简当明畅,绝无一般疵累之习,善于描写及表情,故其所译世界名著如《爱的教育》、《绵被》及自撰之《平屋杂文》等,读之令人心神豁然,饶有余味,如见其人,如见其事也。”语文教育的方法以及学写文章的路子也会因人而异,各有不同。鲁迅在上述引文中所说,既是他的老师教他们的方法,也是他学写文章的心得,他是在自己不断地写,老师不断地改的过程中悟出为什么要这样改要这样写的,这是切身的体会。夏丏尊、叶圣陶则是通过实例告诉学生为什么要这样写或这样改,这工作很像今天的《咬文嚼字》,同样很有意义很见成效。从上述引文看,鲁迅对“国文教员式的人”如夏丏尊、叶圣陶的工作,包括夏丏尊的《文章作法》,以及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中的“文章病院”略有偏见,对其意义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然而,无论是郑振铎在文章中隐指鲁迅的“有人”,还是鲁迅隐指夏丏尊叶圣陶的“国文教员式的人”,都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段时间,鲁迅一直与郑振铎张罗着编印陈老莲的画谱。1933年9月27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说:“开明买纸事,因久无消息,曾托丏尊去问,后得来信,谓雪村赴粤,此外无人知其事云云,落得一个莫名其妙。”此处所谓“开明买纸事”,说的就是陈老莲画谱的用纸。此等琐事也“托丏尊去问”,可见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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